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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法官讲法律,有人跟我耍无奈,小市民打官司难

时间: 2019-05-06 19:31 作者:admin 来源:中国民生播报网 点击:





    (说明:2019-05-05陈永康给福建省政府的投诉信共有33页,包括:正文、附件和证据等。信访局已经批转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了。)

我跟法官讲法律,有人跟我耍无奈,小市民打官司难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监察室、院长:

    陈永康因与小组长侵权责任纠纷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9)闽0212民初1108号等民事裁定,现信访投诉。审判员吴天赐和李昌明、宋岩、张南日、郑承茂等人一样,在裁定书中隐瞒新的证据(政府文件),掩盖客观事实,接续错上加错,缺乏公平公正。我跟法官讲法律,有人跟我耍无奈,小市民打官司难,请求法院管一管。

    

事 实 与 理 由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212民初1108号民事裁定,适用法律错误,遗漏诉讼请求。承办法官隐瞒证据,掩盖事实,违反法律规定。

    一、村民小组、居民小组不是法人,不具有法人资格。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裁定“驳回原告陈永康对陈瑞春、詹进恭的起诉”,明显适用法律错误,审判员吴天赐办糊涂案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阳翟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小组”(简称阳翟三组)不是法人,也不是公民(自然人),故原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错误。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1997年《福建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各组织机构在核准登记或批准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应到核准其登记或批准其成立的管理机关同级的代码主管部门申办代码证书,并提交下列文件:(一)《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申请表》;(二)营业执照或批准其成立的机关批文、社团组织登记证书。”因为阳翟三组没有营业执照或批准其成立的机关批文、社团组织登记证书,没有取得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没有自己的组织机构,不符合“有自己的组织机构”的法定构成要件,所以阳翟三小组不具有法人资格。

    3、在中国,村民小组、居民小组不是法人,不具有法人资格。电脑查证,操作如下:进入中国裁判文书网,网址http://wenshu.court.gov.cn,高级检索,全文检索。操作1、检索“村民小组不具有法人资格”,共找到32篇裁判文书。可见,在生效的裁判文书中,法院认定村民小组不具有法人资格。操作2、检索“居民小组不具有法人资格”,共找到2篇文书。可见,在裁判文书中,法院认定居民小组不具有法人资格。操作3、检索“村民小组具有法人资格”,共找到1篇文书。唯独桂芳村委会辩称“村民小组具有法人资格”。操作4、检索“居民小组具有法人资格”,共找到0篇文书。可见,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今天有6716万篇)所表述的语言中,不管是法官、律师,还是当事人,没有人认为居民小组具有法人资格。

    4、大家知道:在中国,因为村民小组、居民小组不是法人,不具有法人资格,故不能开设银行账户,也不能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企业。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四条规定,“代理包括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指定代理人按照人民法院或者指定单位的指定行使代理权。”因为2012年的授权委托书只有陈瑞春签名、按手印,没有加盖阳翟三组的公章,而且在同安区法院档案室查阅卷宗,没有看到小组会议决定委托詹进恭代理诉讼的证据,故小组长委托詹进恭,小组没有委托詹进恭。在(2012)同民初字第934号、第2013号、第1341号等案件中,原告是阳翟三组,原告不是陈瑞春,詹进恭不得按照陈瑞春的委托行使代理权;阳翟三组不是法人,小组长不是法定代表人,小组长陈瑞春签名授权詹进恭作为委托代理人无效。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詹进恭应该以陈瑞春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陈瑞春对詹进恭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原告陈永康提出“被告陈瑞春向阳翟三组赔偿因聘用詹进恭为“委托代理人”所花费的钱”,是有法律依据的。显然,(2019)闽0212民初1108号民事裁定书(第4页倒数第1段)认为“陈永康起诉陈瑞春、詹进恭没有法律依据”,明显是错误的。

    二、原审法院遗漏诉讼请求。同安区人民法院没有审理原告陈永康的第1项诉讼请求,包括:1、没有确认或否认“洪菜盆、陈永康所使用的土地是政府储备用地”;2、没有确认或否认“诉争土地是国家所有土地”;3、没有确认或否认“阳翟三组与诉争土地没有直接利害关系”;4、没有确认或否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阳翟三组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5、没有确认或否认“小组长签署授权委托书聘请詹进恭作为“委托代理人”代理诉讼明显缺乏事实与法律基础。”对此,二审法院应当依法审理。

    三、被告陈瑞春向原审法院提交判决书、裁定书,包括(2012)同民初字第1341号民事判决书、(2013)厦民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申字第221号民事裁定书,及厦检民(行)监[2015]35020000021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等。原审法院凭该生效的判决书,在(2019)闽0212民初1108号民事裁定书(第4页倒数第1段)认为“陈永康起诉陈瑞春、詹进恭没有法律依据,陈瑞春、詹进恭不是本案侵权之诉的适格被告”,这明显是错误的。生效的判决书只是证据材料,不是法律依据。政府文件足以证明诉争土地是国有土地,故该生效的判决书失去证明力。

    1、原告陈永康在《起诉状》中提出,“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5年)第九十三条,(2012)同民初字第934号、第2013号、第1341号等民事判决书,(2013)厦民终字第58号、第177号、第64号等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申字第143号、第144号、第221号等民事裁定书,均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书,不能够否定本案原告陈永康提出的诉讼请求。”对此,审判员吴天赐不予审查,在裁定书中只字不提。

    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显然,审判员吴天赐有法不依,办案不公。

    2、200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市同安区2008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08]468号)。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地[2008]468号)文件,2008年11月25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作出《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同安阳翟安置房开发用地的批复》(厦府地[2008]634号)。2007年11月19日实施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7〕277号)第十五条规定,“已办理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批准手续的土地,由土地登记机关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后纳入土地储备。”根据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有证有权,无证无权。因此,2008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作出(闽政地[2008]468号)文件以后,诉争土地是国有土地、城市建设用地。2008年11月25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作出(厦府地[2008]634号)文件以后,诉争土地是政府储备用地,阳翟三组在法律上就不是诉争土地的土地权利人。因此,陈瑞春、詹进恭以阳翟三组的名义起诉和行使诉讼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基础。

    3、2013年初,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厦民终字第58号、第177号、第64号等民事判决书,认定陈永康的三宗用地均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显然认定基本事实错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闽民申字第143号、第144号、第221号等民事裁定书,维持二审终审判决之错误。

    4、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级别低于福建省人民政府,故(2014)闽民申字第143号、第144号、第221号等民事裁定书的证明力低于《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厦门市同安区2008年度第四批次城市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闽政地[2008]468号)的证明力;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级别低于厦门市人民政府,故(2013)厦民终字第58号、第177号、第64号等民事判决书的证明力低于《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同安阳翟安置房开发用地的批复》(厦府地[2008]634号);同安区人民法院的级别低于同安区人民政府,故(2012)同民初字第934号、第2013号、第1341号等民事判决书的证明力低于2018年9月5日《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厦国土房同信[2018]63号)。

    5、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定书认定诉争土地是集体所有土地,这不能推翻福建省人民政府(闽政地[2008]468号)文件批准征收土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书认定诉争土地为集体所有土地,这不能推翻厦门市人民政府(闽政地[2008]468号)文件核定国有土地作为安置房开发用地。

    总而言之,假如被告陈瑞春提交的生效判决书还有证明力,那么,该生效判决书的证明力也低于原告陈永康提交的政府文件的证明力。因此,法院依法应当采信陈永康所提交的政府文件(新的证据)。

    四、本案,同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212民初1108号民事裁定书,适用法律“一场空”。

    其一、2018年新的证据(政府文件)证明诉争土地是国有土地,是安置房开发用地,不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是农用地,故2012年同安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之规定,判决租地合同无效、土地腾空返还,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其二、现在查明村民小组、居民小组不是法人,也不是公民(自然人),故本案(2019)闽0212民初1108号民事裁定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错误。

   被告陈瑞春、詹进恭于2012年对陈永康起诉又行使诉讼权利,还有什么法律依据吗?啥都没有,一场空。

    陈永康在《起诉状》中引用16条法律规定,但是,审判员吴天赐在(2019)闽0212民初1108号裁定书中说“陈永康起诉陈瑞春、詹进恭没有法律依据”。胡言乱语,不正常。


    五、原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符合这些条件,法院应当立案和审理。如下所示:

    其一、陈瑞春、詹进恭以小组名义对陈永康起诉,法院错误判决又强制执行,冻结银行账户,动用警车抓人,封店强迫搬迁,合同终止履行,侵害陈永康的土地用益物权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权;小组长擅自使用小组集体的钱支付律师费,侵害集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陈永康及其家人是集体成员,集体的钱有陈永康一份。故原告陈永康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其二、《起诉状》明确地表述被告陈瑞春、詹进恭的姓名、住址和身份证号码,符合“有明确的被告”的条件。此外,因为政府文件是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生效的判决书失去证明力,且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错误,故原审法院认为“陈瑞春、詹进恭不是本案侵权之诉的适格被告”已经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其三、原告陈永康在《起诉状》中已经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只是审判员吴天赐没有依法审理且隐瞒证据和掩盖事实而已。

    六、在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中,原告陈永康举示7个证据及证据目录,并对证据来源、证明对象有详细的表述。有法庭录像和庭审笔录为证。但是,在本案原审裁定书中,对原告陈永康提交的证据文件只字不提,违反法律规定。

    法官吴天赐与法官李昌明、宋岩、张南日、郑承茂等人一样,在裁定书中隐瞒证据,对政府文件(新的证据)没有任何表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之规定。


    同时,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而且,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

    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在2019年4月22日开庭审理中,法官吴天赐说: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定的,可以不一件一件地审查证据。陈永康指出:这是错误的,于法无据。(争议记入庭审笔录,以笔录为准。)

    查阅陈永康的投诉信,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

    结束语:2012年,法官李强、王辛、洪德琨、王铁玲等人办案不公,硬是把建设用地认定为耕地,硬是把国有土地认定为集体土地,判决错误。近期,法官李昌明、宋岩、吴天赐、张南日、郑承茂和吴天赐等人办案不公,先入为主,错案不改,错上加错。我跟法官讲法律,有的人跟我耍无奈。请求法院管一管。

    

信访人   陈永康  

    2019年5月5日

  

   1、附件:投诉信的标题与网址;(2019)闽0212民初1108号民事裁定书;陈永康的起诉状。

   2、证据:7个证据(有证据目录),一审法院未审查,二审应当审查;法院认定小组不是法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裁判文书的案号清单;电脑查证时截屏的图片。

    3、以上提到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九十三条
  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一百零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待续)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9/5/6 19:25:49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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