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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高层已有定论:知假买假是消费者!

时间: 2019-05-04 14:55 作者:admin 来源:中国民生播报网 点击:
  作者:洪状师
  4月30日,中国市场监管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职业打假的文章。文章作者以2014年到2018年间原上海市工商局12315系统共接到职业打假类诉求案件数量为依据,称“原上海市工商局90%的行政复议涉及职业打假。在这些数据的背后,企业苦不堪言,市场监管部门疲惫不堪”。该作者把社会上假货越来越多的结果归罪到职业打假人身上,极尽污蔑、抹黑之能事,对“职业打假人”进行恶意抹黑。为了反击这位替懒惰行政执法部门和不良商家背书站台、抹黑职业打假人的罗副局长,本作者针对罗副局长文中有关职业打假人的谣言一一进行反驳,以便为民间遏制假货的力量正本清源,让公众看清谁才是假打:
  第一,罗副局长称“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假货越打越少,市场环境越来越好。而如今,从不断飙升的数据来看,似乎假货越打越多,市场环境越来越差……,那么,问题来了,是打假人打假不力,还是造假人太多太狡猾?都不是。问题出在,大量的打假人并非真心诚意,正念而行。他们并不希望消灭假货,相反,假货越多,他们的“盈利”空间越大。”
  对此,本作者想问问罗副局长:你看过《哈尔滨商贩遭城管索贿 蒙面进演播室斥执法潜规则》的新闻没有?在这篇新闻中,执法人员收取违法商家的保护费,商家继续违法行为,两相好。这就诠释了为什么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越来越多的现象。虽然说这则新闻中的执法人员不是市场监督管理人员,但以罗副局长的学识、官技,应该不难想象出究竟是市场监督管理人员不希望消灭假货、还是职业打假人不希望消灭假货了吧?如果罗副局长还想与我辩论几句的话,那么,请问,如果是职业打假人不希望消灭假货、而市场监督管理人员希望消灭假货的话,那么,职业打假人的这个希望能够实现吗?只要市场监督管理人员想消灭假货,职业打假人有能力保护违法商家的利益吗?答案是“不能!” 因为市场监督管理人员才有处罚权,一处罚,商家还敢违法吗?因此,只有市场监督管理人员不希望消灭假货的愿望能够实现,所以,最不希望消灭假货的就是市场监督管理人员。假货消灭了,市场监督管理人员去哪索贿?
  第二,罗副局长称“职业打假人的主要体现为:其一,维权异化为恐吓敲诈。近年来,职业打假人呈公司化、集团化趋势。他们熟谙法律,发现《广告法》《食品安全法》设定的处罚力度大,于是分批或者一次性购入大量自认为有瑕疵的商品。例如,一次性购买数百袋大米、数十瓶芥末油、价值数万元的茶叶等,进而以举报相威胁,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他们声称,商家如果不答应就举报,索赔金额远远高于交易金额,甚至明目张胆地称之为“保护费”……迫使经营者在满足索赔要求和接受处罚之间作选择。”
  对此,本作者想问问罗副局长:如果说数百袋大米、数十瓶芥末油、价值数万元的茶叶等均是真有问题的话,那么,这样的商品卖给一个人的社会危害性大、还是卖给一百个人的社会危害性大?一个能够识别问题商品的人买下好、还是一百个对问题商品懵然无知的人买下好?我相信,只要是具备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知道,一个能够识别问题商品的人买下了问题商品,不会食用,因此不会造成社会危害性。但如果被一百个对问题商品懵然无知的人买下了,那么肯定会食用,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一百个人出现问题的社会事故,比如,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如果说当时这些毒奶粉是被一个或者十个知道是毒奶粉的人一次性全部买下了,中国社会上还会有那么多孩子受到伤害吗?
  至此,我很想知道,罗副局长为什么那么迫切希望问题食品/商品不是被一个人买下而是被更多懵然无知的人买下?
  第三,罗副局长称“其二,背离社会监督的初心。打假人的“啄木鸟”功能,的确可以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这也是奖励内部人举报的初衷。然而,对于职业打假人而言,瑕疵商品绝迹之日,也是其牟利结束之时,故其内心并不希望商家整改到位。相反,他们一旦索赔成功,往往撤回投诉、举报或者行政复议和诉讼。他们并不关心“打假”结果,更不关心企业是否整改。企业未整改到位,他们还会组织团伙内其他成员再次大量买进,再行索赔。对于政府而言,打假的“吹哨者”功能,荡然无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部分职业打假人甚至以“打假”之名行“造假”之实。例如,用化学试剂将商品的生产日期擦去,或将商品藏到货架深处,等到过期后再翻腾出来索赔,令企业防不胜防……凡此种种,均是拜了高额利益诱惑所赐。”
  对此,本作者想问问罗副局长:就算职业打假人“索赔成功,撤回投诉、举报或者行政复议和诉讼”吧,那么,没有对违法商家作出行政处罚,是不是你行政执法官员失职?你明明知道商家有违法行为却不严格依法进行处理,导致商家又将问题商品向社会进行销售,你还有脸来指责谁?职业打假人索赔成功后撤回投诉、举报,只是商家可以获得从轻处罚的要件,并非你执法机关不处理的理由,作为法学教授的人,难道连“可以获得从轻处罚”与“对违法者依法查处”的法律概念都不懂么?
  而且,行政执法的官员收受商家缴纳的费用后就任由商家胡作非为的新闻还少吗?从这些新闻曝光的事件中,就不难看出是谁在纵容商家违法,是谁在利用公权谋取私利。
  至于罗副局长说到的“部分职业打假人甚至以‘打假’之名行‘造假’之实”的问题,既然你罗副局长都说是“造假”了,又怎么还是打假呢?“打假”是怀疑商品有问题而投诉举报进行遏制,“造假”则是制造一个有问题的商品,莫非罗法学教授连这么肤浅的逻辑都不具备?经常这样自相茅盾地行事、说话、混淆是非?
  第四,罗副局长称“其三,滋扰行政执法。在上海,基层市场监管部门承担着繁重的投诉举报处理任务,仅2017年一年,就处理投诉37.1万件。该机构由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合并而成,各系统都有自成一体的执法规范,合并之后,在执法程序方面未及时统一,后虽颁布《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程序规定》,统一了相关程序规则,但正确适用仍需一个过程,执法部门在处理量大面广的举报投诉案件中,难免存在一些执法瑕疵。职业打假人以不追究执法瑕疵或执法过失为条件,向行政机关施加压力,甚至反复利用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纪委监察等监督程序,向行政部门施压,要求其将压力传导给经营者,以满足其索赔要求。法律公器沦为他们牟取私利的工具。凡此种种,若不在法理层面予以厘清,并依法矫治,无疑会恶化营商环境,浪费行政与司法资源,伤害社会诚信。”
  对此,本作者想问问罗副局长:你能确保上海市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的每一个案件的处理结果都是正确的吗?如果不能,那么,投诉举报者是否应当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来纠正行政执法机关的错误呢?罗副局长将这种正常、依法的纠错方式抹黑成是“向行政部门施压”,好像正好暴露出是罗副局长不希望公众行使法律武器的本质。
  第五,关于职业打假人是否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即: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是否属于消费者)的问题。
  ① ,罗副局长称“那种一次或者分批大量买入瑕疵商品的人,例如一次买入10箱过了保质期的鸡蛋,是否属于“为生活消费需要”,颇值得怀疑。” 对此,本作者想问问罗法学教授:请问,你一直都是不以证据为依据而是以怀疑为依据的吗?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如此希望这10箱过了保质期的鸡蛋卖给更多消费者牟利,你的动机与一次买入10箱过了保质期鸡蛋的动机相比,谁更高尚?
  ② ,对于如何认定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罗副局长称“第一,以经营者故意为要件。也就是说,必须证明经营者对商品或服务的描述不符合实情,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动机,并且造成消费者的误认。这种标准最为严苛,对于消费者主张权利十分不利。第二,以重大过失为要件,即必须证明商品服务提供者存在重大过失。例如,超市提供过期的食品,即可推定超市存在重大过失。第三,不以故意或者过失为要件,采取客观认定的方式,只要存在描述不实,均认定构成欺诈。此种方式,虽然处理起来便捷,但过于简单粗暴,滋生了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的空间。无论哪种情况,知假买假,都应当不认为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因为,按照《民法通则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解释,欺诈应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作出了错误意思表示。而对于知假买假人而言,不存在其主观上受到欺诈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明确肯定了前述立场。” 对此,本作者想问问罗法学教授:消费领域的欺诈不同于民法上的欺诈,民法上的欺诈是针对两个主体之间的行为,而消费领域的欺诈是专门针对商家一方主体,只要商家实施了欺诈行为,在认定时就应当考虑普遍的消费者是否会受到误导,而不能仅仅考虑某个个人是否会受到误导。如果说同一事实,对于不懂法律不懂识别假货的人,就认定是欺诈,而对于懂法律懂得识别假货的人来说,则认定不是欺诈,这样的认定岂不就是赤裸裸的人治?说好的统一适用法律呢?说好的同一事实应统一裁判呢?
  第六,关于关于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的问题。罗副局长(当然,还有张副局长、李副局长等)认为“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网络上这种“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的声音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一些名为专家、教授实为砖家叫兽的人就经常发表“高论”文章,说什么法律没有对“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进行定论,以此获得商家的报酬,煸动不法商家抵制消费者的监督权利。事实上呢,早在2014年3月15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就以《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法律形式和指导案例作出了定论:“职业打假人就是消费者”。而且,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司法解释的依据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这,就是中国最高层对“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作出的定论。
  思考与现实
  既然中国最高层已对“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作出了定论,那么,为何社会上还有那么多法官、砖家叫兽在兴风作浪地纠缠这样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呢?根据中国的国情,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本来一直是拥有公权力的官员在收取商家的保护费,这种商家给执法官员交保护费、执法官员允许商家违法的市场秩序显得井然有序,让违法商家和腐败的公权力官员双双获益。但是,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市场秩序,令商家和腐败的执法/司法官员很是头痛,商家本来就交了一笔保护费给官员,现在却还要受到职业打假人的投诉举报,而且,收了保护费的官员有时还不得不做个样子要对违法的商家作出处罚,这样一来,商家可就不干了。收了保护费的官员呢,一方面收了人家的钱,就得给予人家方便之门,一方面在投诉举报人的行政复议/诉讼压力下,又不得不依法进行处罚,也真是让腐败官员头痛的。所以,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出现不择手段地从各方面来抹黑、打压职业打假人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而对于一些法官敢于公然违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以“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作出裁判,无非就是收受了违法商家的贿赂。也有些没有收受贿赂的,但却因为职业打假人提起的诉讼多,影响了法官的玩乐时间,于是也会以“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 作出裁判,报复职业打假人,这种法官已经没有一丝道德品质,更谈不上有法制观念了,纯粹就一法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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